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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永利
   数字人民币决不应仅仅局限于替代现金,不应该只是应用于支付结算,而应该广泛应用于所有的金融业务,推动数字人民币及其运行体系尽快替代所有的传统人民币及其运行体系。

  2020年10月开始,数字人民币陆续在深圳、苏州等地开展由数万个人、数千商家与指定运营机构参与,金额达1000万~2000万元的社会大规模公测,数字人民币进入实际运行状态已经越来越近了。但目前关于数字人民币的定位仍须仔细斟酌和进一步思考。

  央行关于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的解释要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2020年9月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关于数字人民币M0定位的政策含义分析》一文的权威解释,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商业银行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不予计息,央行不向发行层收取兑换(兑出、兑回)服务费用(需要央行划拨发行费用,并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商业银行也不向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换服务费。

  笔者认为,央行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主要考虑如下:

  一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批发资金依托支付系统实现了电子化,支持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流通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如大小额支付系统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等)、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等各类支付系统不断完善升级,较好地满足了经济发展需要。用数字人民币替代M1和M2,既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也会造成现有系统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是尽管现金使用率呈下降趋势,但绝对数量还在保持一定增长,说明在零售环节法定货币的数字化供给还没有跟上需求的变化。需要利用新技术对M0进行数字化,对现有电子支付体系形成补充,既要保持M0的属性和特征,又要基于价值属性衍生出不同于电子支付工具的新功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通用性的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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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4-12 8:14:00
作者:王永利
  银行发放贷款等借出货币成为信用货币投放最重要的方式或渠道,这使得信用货币可以根据全社会的货币需求充分供应,避免了实物货币很容易因供应不足而严重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信用货币体系又使货币超发更加容易,必须有效加以控制。

  银行发放贷款,可以直接转化为借款人的存款,成为借款人可以对外支付的货币(广义货币),成为信用货币投放非常重要的渠道。

  有人由此认为,银行贷款不是建立在存款基础之上的,相反,银行存款是依赖贷款产生的,如果没有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限制,银行可以无限扩大贷款投放,并因此创造出无限大的货币总量。这种看法充分肯定了银行贷款创造存款与货币的作用,但却又过于偏激、并不准确,银行发放贷款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贷款只能增加银行存款,但却不能增加银行流动性,而银行必须确保足够的流动性。

  信用货币需要新的投放方式

  当今世界,各国货币均已从实物货币、金银本位制纸币转化成为信用货币。但对为什么实物货币必然要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以及是如何运行的,并未得到理论上的充分解释和足够的社会认知。

  实物货币是指以一定社会范围内最受人们(特别是主流阶层)追崇、流动性较强、能够分成不同价值档次、品质比较稳定、易于携带和保管的特殊物品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等价物(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即货币。包括自然实物货币(不需要多少加工的特殊贝壳、骨头、羽毛等)与规制化金属货币(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铸造加工的统一规范的金币、银币、铜币等)。

  实物货币的供应受制于充当货币的实物或原材料的供应,很难与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相适应,很容易因货币供应不足而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货币短缺与价格走低又会影响到人们扩大生产和交换的积极性,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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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4-7 9:26:00
作者:王永利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后,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行动,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货币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以及社会负债总额与GDP之比大幅上升、黄金与住房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或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使世界范围内货币超发问题不断积累、日趋严峻,似乎已经颠覆传统货币理论,把货币体系推上了一条深刻变异、难以扭转之路。由此,“货币超发”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饱受争议的热点问题,但对货币超发由何而来、如何控制却难以达成共识。

  货币超发在货币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明显不同

  纵观货币发展历史,货币从实物货币发展到金属本位制纸币,再到纯粹的信用货币,反映出人们对财富和价值的共识不断升华,在推动货币供应充足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不断增强的同时,货币超发及其副作用也随之不断增强。

  1.实物货币体系下,货币管理的主要挑战不是超发与通货膨胀,而是短缺与通货紧缩。

  实物货币包括自然实物货币(不需要多少加工的特殊贝壳、骨头、羽毛等)与规制化金属货币(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铸造加工的统一规范的金币、银币、铜币等)。

  实物货币的供应受制于充当货币的实物或原材料的供应,很难与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相适应,很容易因货币供应不足而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货币短缺与价格走低又会影响到人们扩大生产和交换的积极性,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2.金属本位制纸币体系下,货币供应灵活性和超发可能性不断增强。

  纸币出现后,货币流通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大大提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人们也发现,在纸币得到认可并广泛流通后,真正拿纸币兑换金属货币的比例越来越低,只要能满足社会上用纸币兑换金属货币的需求,即使超出金属货币储备多投放一些纸币,也不会产生问题,反而有利于扩大货币供应,满足社会货币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就使货币供应的灵活性明显增强,而且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保持货币总量与全社会可交易财富的规模相对应,才能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充分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定位;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可以不再是实实在在的贵重物品,而完全可以是一种价值表征物或符号,不再高度依赖其本身的物理价值,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到发行人的信用。

  这样,纸币的广泛流通也为货币超发创造了条件,控制不好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并导致纸币挤兑金属货币的危机,威胁到货币体系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3.信用货币体系使货币供应更加灵活,其超发也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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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3-22 8:23:00
作者:王永利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货币的跨境流动与支付清算日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涉及到支付清算方式的选择、支付清算体系的运行、支付信息与资金清算的处理、外汇储备的形成与管理、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推进等诸多相关问题。其中,记账清算的广泛使用给货币跨境流动带来深刻影响,由此带来很多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给相关事务的管理带来影响,亟需正本清源、消除误解。

  现金清算与记账清算

  货币支付清算,主要包括现金清算与记账清算两种方式。

  现金清算是由付款方直接用货币现金支付给收款方的直接清算方式。

  记账清算是由付款方通知其开户银行,将应付款项从其存款账户中扣除,转给收款方开户银行并计入收款人存款账户的间接清算方式。其中,收付款双方的开户银行可能是同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不同的银行。如果收付款双方在不同的银行开户,则还存在银行之间开立清算账户、联通清算路线、完成资金清算的问题,具体包括银行“对开账户、直接清算”与“集中开户、中心清算”两种方式。

  “集中开户、中心清算”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如同市、同省、一国内等)选定一个或多个清算中心(银行或专门清算机构),其他银行在清算中心开立账户,这一范围内的资金往来均通过清算中心进行清算;超出这一范围的资金往来,则由清算中心再交由上一级或相关的清算中心进行清算,直到实现清算账户完全联通的方式。

  由于清算账户的开立和管理要求非常高,包括取得和检验、登录账户信息,保证账户真实性;设定账户使用范围、透支额度并严格加以控制,保护资金安全等,如果要求所有银行都要与其他可能发生资金往来清算的银行对开账户,则每家银行都需要开设和管理很多的清算账户,将带来很大的管理成本。所以,最佳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在最大范围内实施“集中开户、中心清算”方式,并实现支付清算规则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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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3-9 8:09:00
作者:王永利
  有关货币本质定位和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持续不断、日趋激烈,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只是追求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吗?真的能做到保证央行独立性并保持货币币值持续稳定吗?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话现在用在维持货币政策中性上,并不为过。

  尽管,理想或理论上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就是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现实中,物价水平的变化更多影响货币的需求与供给,而非货币投放更多地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化;以及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财富价值的信用基础之上这一事实逻辑。

  不只是囿于此次新冠疫情危机,1929-1933年大萧条爆发后,随着陆陆续续国家性、区域性、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所涉及的国家往往都大量投放货币进行救市或者进行经济刺激,全球范围内货币总量增长越来越超出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得不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信用货币体系似乎已经走上了一个越来越偏离维持币值稳定的本源和宗旨,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甚至可能彻底摧毁整个货币信誉和踏上货币体系的不归之途。

  由此,有关货币本质定位和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持续不断、日趋激烈,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只是追求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吗?真的能做到保证央行独立性并保持货币币值持续稳定吗?

  这是影响巨大、需要准确把握的最基础的货币理论问题;甄别是非,厘清方向,方能洞悉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

  货币中性及其背后

  货币中性其实是很难成立的。“货币中性”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基本命题。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减只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而不会带动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货币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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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2-2 7:49:00
作者:王永利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坚持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完善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这其中,中国在货币总量或流动性调节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不容忽视,这就是“央行外汇占款”的增减变化。

  2000年以来央行外汇占款发生重大变化

  央行外汇占款,是指央行购买外汇投放货币减去其出售外汇收回货币后净占用的货币数额,这也是央行通过外汇买卖投放货币实际规模的真实反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央行外汇买卖过程中,存在卖价高于买价的差价,所以买入和卖出同等金额的外汇,央行并不是净投放货币,而会净回笼货币。只有央行买入外汇大于卖出外汇形成“央行外汇储备”时才可能形成货币的净投放。同时,“央行外汇储备”目前所披露的内容,不仅包括央行外汇买卖的实际余额,还包括外汇储备存放海外或购买债券等形成的损益,以及其他外汇储备折算美元的汇率变化影响等,所以,“央行外汇占款”与“央行外汇储备”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其中,2020年末“央行外汇储备”比上年末增加了1086亿美元,但“央行外汇占款”却比上年末减少了1009亿元人民币,就说明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不是外汇买卖余额的增加,而更多的是美元贬值造成其他货币外汇折算美元的增加以及外汇储备损益的影响。

  所以,从央行货币投放的角度,实际上需要观察的是“央行外汇占款”,而不是“央行外汇储备”。

  2000年以来,央行外汇占款经历了大幅上涨到大幅收缩,再到趋于稳定的重大变化。

  1999年末,央行外汇占款余额为1.41万亿元,占当年末央行资产总额(3.53万亿元)的39.94%。之后,伴随中国加入WTO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或产能涌入,以及出口大幅度增长等,外汇流入快速扩张,为满足人民币需求并抑制人民币升值过快过大,央行不断扩大外汇购买,央行外汇占款相应快速增长,到2014年5月末达到27.30万亿元,相当于1999年末的19.36倍,占当期末央行资产总额的83.21%。

  但由于种种原因影响,央行外汇占款自2014年6月开始收缩,2014年末为27.07万亿元,比5月末减少了2317亿元。2015、2016两年更是大幅收缩,分别比上年末减少2.22万亿元、2.91万亿元。2016年末央行外汇占款与央行资产总额之比降为63.84%。

  2017开始进入降中趋稳状态,2017-2020年末央行外汇占款分别比上年末减少4637亿元、2232亿元、239亿元、1009亿元。2020年末比2014年5月末已减少6.17万亿元,与央行资产总额之比进一步下降为54.51%。

  央行外汇占款成为货币总量调节非常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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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1-25 10:39:00
作者:王永利
  1月4日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发布一封解释信声明,美国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协会可以成为区块链稳定币的运行节点,并将关联的稳定币用于“许可的支付活动”,认为区块链稳定币网络可以作为“更便宜、更快捷、更高效”的支付方式来减轻跨境交易的成本,因此授权银行在汇款期间利用区块链及其稳定币与法定货币之间来回转换,如果银行选择的话,也可以自己发行稳定币(比如,摩根大通银行就提出要推出自己的美元稳定币JPMcoin等)。

  有人认为,这是加密行业和公有链的巨大胜利,银行可以将公有链视同为类似SWIFT、Fedwire一样的金融基础设施,将稳定币(如USDC等)视为新的电子储值物,并帮助美国在拥抱公有链和稳定币方面处于领导地位,推动基于美元的数字稳定币成为支付结算的主流媒介,进一步增强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2021年将成为公有链和稳定币进入大众市场的关键之年,一个新时代的大门在悄然打开,游戏开始了。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OCC这一举动哪?

  首先,OCC这一声明所指的稳定币,不是任意的稳定币,而是指经过监管部门审查通过并接受其持续监管的稳定币。目前这种稳定币主要包括USDC、GUSD、PAX等。未经过监管部门审查通过的稳定币,如USDT,尽管很早就开始实际运行并且目前市场影响力也很大,但尚未通过监管部门审查过关,所以不在此范围内。更重要的是,OCC所指的稳定币,指的是单纯与美元等值挂钩的稳定币(实际上就是美元的“网络代币”),而不是与其他国家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也不是与包括美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稳定币(尽管美元可能拥有最大的货币篮子系数,但仍不同于美元)。同时,这更不包括完全属于网络内生(需要“挖矿”产生)的虚拟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因为这跟美元美元任何关联,不会对增强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助推作用。

  由此,OCC所说的公有区块链,并非像比特币、以太坊那样的去中心、非许可的开源区块链,而是属于许可链,要求参与者必须符合所有的法律规定,包括适用的用户实名、反洗钱、反恐怖输送以及消费者保护等法律法规。OCC这一声明并不代表无许可公有链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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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1-8 7:54:00
作者:王永利
  2020年10月中旬,深圳以财政出资1000万元,以注册成功的个人抽签中标方式投放5万个红包(每个200元),通过指定银行转换成数字人民币,在设定区域具备接收条件的商家限期消费,过期未用予以收回的方式进行数字人民币使用社会公测。此后,数字人民币社会公测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的城市、民众、商家(线上线下)和金融机构不断增多,系统下载与使用流程逐步清晰,各种不实传说不断消除,整个运行体系不断完善,数字人民币真的可能呼之欲出了。

  但现在却存在一个亟需认真反思、准确把握的根本问题:

  数字人民币真应定位于M0吗?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强调,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不予计息,其与传统人民币的兑换(兑入、兑出)是免费的。但这可能存在很大问题,值得仔细探究。

  首先,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很多人就简单理解为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所以不予计息,不会影响银行存款。不少人还由此认为,数字人民币需要像人民币现钞那样,有不同面额、不同图案、不同编号等,并要将这些因素纳入保密编码,以实现对每一张货币流动的全流程监控。但这其实并不准确。

  如果严格限定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那么就必须严格限定其只能用现金进行兑换,而不能用存款进行兑换。但在公测中,实际上都不是用现金兑换,而是全部用存款兑换的。而且,数字货币本就可以实现钱包加密和支付监控,实现对每一笔支付进行监控,根本就不应该再像现金一样还要区分不同面额,并跟踪监控每一张货币的流动,否则,数字人民币实际使用时必然涉及到大量的货币鉴别和交易找零问题,会增加大量运行成本,完全是画蛇添足,违反数字货币发展逻辑。所以,从公测展现出来的情况看,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不同面额、图案、编号问题(现在数字人民币还有统一的带有毛泽东画像,类似现钞的图案,不同兑换银行提供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还在此图案基础上加以不同颜色和标识进行区分,这是否有必要实际上也有待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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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1-7 8:05:00
作者:王永利
  2020年是60年(一甲子)一遇的庚子鼠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球太多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必将是世界发展史上影响非常深刻、令人难以忘却的一年。

  这一年,最为突出的事件就是百年未遇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给经济社会和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冲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果断采取严厉控制措施,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全国力量,合力抗击疫情,付出艰苦努力,率先取得抗疫决定性胜利,将病毒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全国人口占比控制在世界最低水平,并积极支持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全年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不是带领全世界集中力量抗击疫情,反而突出表现“美国优先”,无端指责和施压中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大量精力用于两党总统竞选之上,结果成为病毒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占全国人口比例世界最高的国家,大大超出世人想象,动摇了很多人对美国的信仰。疫情局势和影响在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出现巨大分化,进一步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也引发了世人对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反思。

  疫情大暴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化最重要的催化剂或爆破力,2020年将成为世界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2020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大暴发使经济社会运行受到巨大冲击,使得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过程中掩盖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社会资源脱实向虚与金融风险高度聚集,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不断扩张形成的垄断优势与数据安全等集中暴露。世界大变局进一步加快,国际矛盾陡然加剧,也使国家安全形势受到严峻挑战。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统筹抗击疫情与发展稳定,稳妥处理国际事务,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率先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成功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胜利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完成,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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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1-1-4 10:08:00
作者:王永利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加快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世界格局正迎来百年未有之深刻变化,围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为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国家的战略目标,中国金融已到彻底清理、整体规划、深刻变革的关键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的基础极其薄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建立,货币金融的功能受到极大抑制,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撤并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对外保留“中国银行”牌子,负责办理有限的国际金融业务;人民银行在农村的网点转变成农村信用合作社),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民币的印制和流通管理,办理人民币存款和对企业与政府提供贷款或透支,主要充当国家的“印钞机”和“出纳员”。其他金融业务,如保险、信托、租赁、证券与期货等全部停止,所有金融交易市场全部关闭。到1978年末,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率仅为35%左右,反映出计划经济对货币需求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

  改革开放后尽管陆续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探索推动证券和期货交易的出台,开始设立城市信用合作社,推动人民银行从金融业务经办机构向金融全面管理机构(中央银行)转化,但银行业仍是中国金融绝对的基础和主体,银行仍有明确的业务分工,成为国家独资专业银行,缺乏市场竞争。保险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且经营规模有限;在管理上,金融机构更多地归属各级党政直接管理,行政干预明显。

  这种状况持续30多年,使得中国拥有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员消失殆尽,货币金融知识在全社会严重匮乏,中国金融已经到了极其薄弱的境地。

  90年代金融迅猛发展后的巨大风险与治理整顿

  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全社会长期压抑的需求开始集中释放,货币的需求与投放随之快速扩张。到1990年末,M2与GDP的比率提升到82%左右,到1996年突破100%,并继续保持快速提升态势。与此对应,通货膨胀率也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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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20-12-7 7: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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